嘉靖三年（1524）七月，明世宗朱厚熜诏谕礼部，更定其生母章圣皇太后的尊号，去除“本生”之称，是为“大礼议”事件的成果。对旁支宗室入继大统的朱厚熜来说，这不仅是出于对亲生父母的“孝心”，更是少年天子与先帝旧臣的政治博弈。借“大礼议”之事，朱厚熜逐步树立了自己的威权，培养了忠于自己的朝堂势力，步步为营地将自己的亲生父母上帝后尊号。
影视剧中的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来源/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
朱厚熜本以为大局已定，下朝后便来到文华殿斋戒，忽然紫禁城中闻得哭声震天，竟有两百余名文官聚集在左顺门外伏阙“哭谏”，让皇帝收回成命。这就是明代著名的“左顺门案”。此案之中，除了为首的杨慎、丰熙等名臣外，还有负责监察的御史和给事中五十余名。那么，到底是谁，给予这些地位不甚尊贵的御史和给事中这么大的胆子，连皇帝都整得下不来台呢？
太祖皇帝亲手编织的衣裳
明代的御史和给事中都属于言官，是谁给了言官“欺负”皇帝的权力？答案有二，一是中国自秦代以来的监察传统。自秦以来，监察官员一直是中国职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秦代御史大夫司职监察，位列三公之一，与主管行政的丞相和主管军事的太尉并列，位高权重。东汉御史中丞与尚书令、司隶校尉并称“三独坐”。自南北朝后，御史台成为由皇帝控制的独立的中央监察机关，历代承袭之。元代御史台与作为最高行政机关的中书省和作为最高军事机关的枢密院鼎足而立。朱元璋在建立政权之初，职官承袭元代，御史台与中书省、大都督府并列，地位尊崇。
答案之二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的设计。历代王朝草创之时，规章制度无不是吸取前朝覆亡的教训，再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而制定。明代监察以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为主，主要是因为胡惟庸案。胡惟庸案发生后，朱元璋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制度，同时对负责监察的御史台也大为不满。盛怒之下朱元璋干脆废除了御史台，新立都察院。同时，在胡惟庸案之后，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加重了六部的权力，为了加强对六部的监察，朱元璋设六科给事中负责监察六部。所以，这些敢于“欺负”皇帝的言官，实际上正是明王朝的开创者朱元璋加之于历代明朝皇帝身上的，那么，他们又有怎样的权力呢？
明代腰牌，牌正面竖刻篆书“给监察御史王忬佩”。来源/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六科给事中监察的是中央六部，而六部之外的中央机构则由御史负责，除了监察中央外，还有十三道监察御史派往地方，监察地方事务，甚至可以直接向皇帝汇报情况。电视剧《庆余年》中，穿越而来的主角母亲创立的鉴查院作为皇帝直属的机构，号称“监察天下”，明代的言官们实际上也不遑多让。给事中与大部分御史品秩虽低，但是权力极重，中央与地方上的事务都受其监察，作为言官，是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给事中连皇帝的权力也可“封驳”，所谓“诏旨必由六科，诸司始得奉行”。除了监察之权，这些言官还可以参加甚至发起廷议，讨论军国大事。同时，明代言官的数量也是历朝之最，根据《明代言官的群体特征》一文统计，明代言官的编制达到209名，是西汉和清朝的3倍、元朝的5倍、唐朝的6倍、宋朝的15倍，位居历朝之冠。
万历《大明会典》所载御史獬豸补子图样，獬豸象征监察官辨奸斥邪的职责。来源/故宫博物院
开始是“贴心袄”
为什么朱元璋要如此设计呢？主要是想加强对群臣的监督和大政决策正反意见的补充。可以说，在明代中前期，言官堪称明朝皇帝的心腹。
朱元璋对元代吏治腐败有切肤之痛，因此，他任用了一批正直贤能的言官，作为自己的耳目。并对言官的遴选提出了自己的标准，那就是“持身公正”，毕竟监察官员手握弹劾之权，虽然忠于朝廷，但如果心术不正，就会成为官员之间打击政敌的工具。洪武初年担任御史中丞的刘基、章溢等人都有恭谨、自律的特点。
影视剧中的刘基，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刘伯温。来源/电视剧《朱元璋》
这一标准也为朱棣、朱高炽、朱瞻基等后世帝王所继承。朱棣强调“御史当用清谨介直之士。清则无私，谨则无忽，介直则敢言。不能是者，即黜之”。同时，这些明初期的皇帝还喜欢任用老成持重的官员来担任言官，这是出于实际行政的考虑，因为言官光有一腔热血是不够的，还要具备政治眼光，避免为他人利用，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因此，担任言官也需要相当的政治智慧。要达到这一点，首先要有一定的资历才可以，这一点是明初帝王的共识。通过这样的标准遴选出来的言官，辅之以中央与地方相互配合，系统内部互不统属，相互监督的监察系统，既有效地扩大了监察范围，又进一步强化了皇权的权威。
朱元璋设计的这一言官制度，当皇帝励精图治、虚心纳谏时，能帮助皇帝更好地治理国家。因此在明前期皇帝多为励精图治的情况下，这一言官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些言官不仅能不避权贵，而且有真才实学，能够解决实际问题。
如洪武年间监察御史陶铸，正直不避权贵，在朝弹劾刑部尚书开济，外任福建按察使，则弹劾大贪污犯福建布政使薛大方，福建人民为之歌曰：“陶使再来天有眼，薛公不去地无皮。”永乐年间的给事中耿九畴刚正不阿，多次顶撞宰辅，外任淮南淮北转运使时，整顿盐务，后升任刑部尚书，成为一代名臣。洪熙年间，监察御史尹宗高巡按浙江等地时，整顿贪暴，成绩斐然，当时民谣说：
“杀气稜稜尹丈夫，才丁四十便呜呼。明年若得重巡此，猾吏刁军种也无。”
当然了，因为选择的是忠介之士，在言官眼里，皇帝言行如果不合适，也会犯颜直谏。
根据明代《南京都察院志》记载，洪武年间，绍兴人周观政根据推荐升任监察御史。一天，周观政正在奉天门值守，一个太监带着一队女乐就要进入奉天门。奉天门是南京故宫的正殿前门，是皇帝接见大臣，商议国事之所，怎么能让太监领着女乐大摇大摆进去呢？周观政立刻上前阻止。太监向周观政说明这是皇帝的旨意，周观政还是不放行，太监愤愤不平，进入皇宫告状，没想到皇帝站在御史一方。太监出门对周观政说已经不用女乐，周观政还要皇帝的旨意才肯罢休，最后还是朱元璋亲自出门解释这些女乐是用于教习宫中庆典之用，并且表明自己知错了，周观政才肯罢休。
影视剧中，劝谏朱元璋分封诸王的言官陈怀义。来源/电视剧《朱元璋》
后来是“黑心棉”
不过，正如前文所说，历代草创之时，规章制度无不是吸取前朝覆亡的教训，再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而制定，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制度运转时间长了，往往会产生新的问题。首先，合格的言官越来越少。按照早期选用言官的标准，既要忠介，又要老成，这样的人才在什么时候都是少数，明初尚有一批人选，到了后世，就难以弥补大量的言官空缺。而且，明代言官还有举荐问责制，要是被举荐的言官出了问题，举荐者也得连坐，其初衷当然是慎选言官。但随着满足条件的官员的减少，各地在举荐言官时也颇有顾虑，从而减少了言官的推荐。
此外还有一层，那就是言官的要求极高，又要清廉公正、忠厚、精明干练、敢于任事，又要负责监察诸多的事务，但是，因为言官往往品秩较低，连带着俸禄也少，显然，大部分言官属于“钱少事多管得严”的职位。其次，言官群体颇具权力，自视甚高，《菽园杂记》记载，十三道监察御史与六部各司平移文件时，就喜欢把自己的名字写得特别大来彰显地位，当时的兵部侍郎就写诗揶揄：“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何如？虽于事体无妨碍，只恐文房费墨多。”自视甚高的言官，往往会发动对朝臣的攻击，进而成为派系斗争的工具。
《菽园杂记》明刻本书影。书中保存大量明代官场、言官群体的轶事记载。来源/北大图书馆
第三，言官的操守日益丧失，甚至有言官为内阁学士献上壮阳药来谋求升迁，让人大跌眼镜。到了明中后期，监察体系逐渐崩坏，诸如正直言官被打击，言官群体抱团攻讦的情况屡屡发生，俨然就是“黑心棉”了。
明代宗朱祁钰在土木堡之变后被扶上皇位，同时，孙太后将明英宗朱祁镇之子朱见深立为皇太子。换言之，朱祁钰百年之后，帝位还是要传回朱祁镇一脉的。但是朱祁钰在坐稳皇位后，难免想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朱见济。景泰三年（1452），广西都指挥使黄𤦇被庶兄黄𤣾谋杀，黄𤣾为了脱罪（部分系统无法显示，乱码文字为：黄【王岡】，黄【王厷】，黄【王厷】），摸准了朱祁钰的心思，上书请求改立太子，朱祁钰大喜，就要群臣署名同意此事。名臣王直、于谦也是面露难色，而大部分官员都收受贿赂，赞同此事，没想到给事中李侃，林聪，御史陈英还是当众反对此事，给朱祁钰难堪。
影视剧中的朱祁钰和朱祁镇。来源/电视剧《女医明妃传》
不光是朱祁钰，任何参与皇帝家事的言官都被打击。如大礼议之争，从朱厚熜的角度看，自己不就是要给亲生父母上个尊号吗？何必要给我找不痛快，还伏阙，哭给谁看？说起来，朱厚熜在即位之初也曾励精图治，其即位诏书中写道：
“给事中、御史职当言路，今后凡朝廷政事得失，天下军民利病，许直言无隐；文武官员有贪暴奸邪者，务要指陈实迹纠劾，在外从巡按御史纠劾。”
可是在大礼议事件中，朱厚熜对于言官集体“忤逆”自己的行为极为不满，在文章开头的左顺门事件中，有51位言官参与伏阙，在被廷杖而死的人中，就有给事中张原、毛玉、裴绍宗与御史张曰韬、胡琼。此后，朱厚熜刚愎自用，重用严嵩等权臣，而对言官进行疏远、打压，对言官施以廷杖等刑罚。根据学者统计，嘉靖一朝被治罪的言官达到两百余人。在这样的形势下，嘉靖一朝的言官们有的仍然坚持铮铮铁骨，前赴后继对朱厚熜的荒诞行为进行劝谏。有的则干脆倒向权臣，有的明哲保身，闭口不言。
影视剧中，大臣因谏言而被廷杖。来源/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
朱厚熜压制住了言官。到了他的孙子明神宗朱翊钧，就没这么“幸运”了。明神宗朱翊钧在亲政后，曾经也想做个勤政爱民的好皇帝。但是从万历十四年（1586）开始的“争国本”事件，却改变了这一路径。万历九年（1581），朱翊钧一时兴起，临幸了宫女王氏，王氏随后生下了皇长子朱常洛。但朱翊钧对王氏并不喜爱。万历十四年，受宠的郑氏为朱翊钧生下皇子朱常洵，自己也晋升为皇贵妃。但皇贵妃毕竟不是皇后，而朱翊钧的正妻王皇后并未产下皇子，因此虽然郑皇贵妃与王氏地位悬殊，两人的儿子却都是庶出，朱常洛还比朱常洵年长。在群臣眼中，朱常洛应该成为皇太子。但朱翊钧显然是想立朱常洵为太子。这导致言官群体的激烈反对。
万历十四年二月，给事中姜应麟上疏要求册立朱常洛为太子，被重罚；同年四月，给事中胡时麟，御史孙维城、杨绍程再次要求册立朱常洛为太子，被罚俸；万历二十年（1592），礼科都给事中李献可、吏科都给事中钟羽正、户科左给事中孟养浩、兵科都给事中张栋、刑科都给事中吴之佳、工科都给事中杨其休，御史邹德泳等十一名言官先后上疏要求批准朱常洛出阁读书，遭到不同程度的处罚；万历二十八年（1600）工科给事中王德完上疏要求保护皇长子，几乎被杖责至死。
从朱翊钧的角度看，这些言官不仅不体察自己的意图，还抱团反对自己、沽名钓誉。偏偏他们口中还都是大道理，让自己又愤怒又无力。“争国本”事件最后以群臣的胜利告终，朱常洛成为太子。面对言官群体抱团“欺负”自己的行为，朱翊钧也深感疲惫，从此以后松懈朝政，日渐颓废。而此后言官群体则表现得日益激进，著名的东林党的主要成员就有很多是言官。在魏忠贤党羽编织的108名《东林点将录》中，在任言官就有55人，占据半壁江山。这些言官虽然坚持大义，但是难以挽救危局，反而让党派相争的局面愈演愈烈。朱元璋心中的“小棉袄”，最终还是蜕变成了后世子孙的“黑心棉”。
《明伦大典》书影，嘉靖朝为定论大礼议而编纂，反映皇权与言官集团的冲突。来源/中国国家图书馆
总的来说，明代言官制度从设立到演变，贯穿了整个王朝的兴衰过程。其在特定时期发挥的监察职能，以及后来在实际运行中出现的种种变化，都是明代官僚体制运转的一个缩影。
参考文献：
[明] 施沛：《南京都察院志》，明天启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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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
刘祥学：《耳目之坏：从御史选用制度的演化看明代政治走向》，《史学集刊》2020年第5期。
刘长江：《明代科道官参与廷议之得失》，《川东学刊（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段颖惠：《明神宗朝六科给事中境遇之探析》，《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2期。
胡长春：《言官与明嘉靖朝政治》配资炒股官方注册开户，《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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